8月18日 16_00录音

翻译,就不可能是抄袭

主持:何贝莉

与谈:郑少雄、汪若菡、张新刚、谭天

文字编辑:汪若菡、何贝莉

 

翻译,就不可能是抄袭

我不会唱英文歌 I will not sing English songs谭天个人项目/对谈

主持:何贝莉

与谈:郑少雄、汪若菡、张新刚、谭天

文字编辑:汪若菡、何贝莉

 

蔡锦:这次对谈的主题是什么?

谭天:我想,不用聊太多我的这次展览,我们可以聊聊“翻译”这件事儿;或者是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。你还记得吗?(问何贝莉)咱们当时讨论过一个对谈的题目,叫“翻译,就不可能是抄袭”。

何贝莉:我先来做一点背景介绍吧。我跟谭天是在2019年同期入职央美的,至今已有5年了。我俩在同一个学院,当时是“实验艺术学院”,后来改名叫“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”。之前,学院院长是吕胜中先生;他退休后,由邱志杰老师接任;现任院长是冯梦波老师。 这个学院下设三个专业方向,一是之前就有的实验艺术,这是从吕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。邱老师来了之后,开设了另外两个方向,分别是科技艺术工作室和社会性艺术工作室。谭天属于在实验艺术工作室,而我在社会性艺术工作室。 吕胜中先生,之前还有杨先让先生、靳之林先生,他们都在实验艺术领域做过很多尝试与突破。其基本理路是从我国的民间美术里寻找一些视觉符号、造型语言,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创作。而民间美术的底层逻辑或精神内核,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原生哲学。只是,这个部分内容在中央美院的教学体系里反而是新锐,或者说是“另类”的。因为央美的传统其实是“国、油、版、雕”,是基于西方造型艺术的那套创作系统。因此,来自民间的中国传统视觉审美与造型语言(即“传统语言”),反而与央美的既有传统形成了一种“对抗性”的张力。但恰恰这种创作理路,反而得到了西方当代艺术领域的高度认可。谭天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概念,“传统语言的当代转换”,或可被理解为是实验艺术的创作内核。

汪若菡:等一下啊……我们不是要讨论“翻译”吗?

何贝莉:没关系,“翻译”这个词可大可小。刚才说我们实验艺术所做的“传统语言的当代转换”,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“翻译”。(这个主题)其实是避不开的。

张新刚:我们刚才看了劳伦斯·韦纳、吴山专的展览,然后来看谭天的展览。吴山专的展览带有很强的批判性,表达的是一种破除圣像,破除大的口号标语的那种东西。很多1990年代前后的艺术家都有类似的特点,带有很强的反思和批判性。这一类当代艺术作品给我的印象是:它很政治,也很简单,就是反抗性的。但正因为它的对抗性太强,反而可阐释的空间并不深。

何贝莉:你说“可阐释的空间”是指什么?

张新刚:就是它太直接了,一看就知道在反抗一种东西。它其实是社会运动式的,踩中某种社会情绪,在一定程度上像伤痕文学一样。但,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呢?我觉得(当代艺术)至少要有一个脉络,它源自西方,经历了完整的从具象到抽象,再到当代这样一步步演变的过程。但在国内,我们的当代艺术似乎并没有经历过这些。

何贝莉:但是,像谭天(或与之同龄)这一代艺术家,或更年轻的艺术家们,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直接“对接”当代艺术。

谭天:之前我跟何老师也讨论过,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在担任“翻译”这样的角色,本来就不需要经历一步步的演变。

汪若菡:就像劳伦斯·韦纳说的那样,“翻译”就是把一个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

谭天:对,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有趣的一点。没错,它是缺失了一些过程。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新的职业——“翻译”来看的话,缺失这个步骤也不成为问题。回到我们讨论的题目:“翻译,就不可能是抄袭”。这也是我们在教学中一直在探讨的事情,就是怎么去教中国年轻艺术家作当代艺术:是让他们去填补西方定义的当代艺术常规演进中缺失的那部分,还是重新认知、定位自己的身份,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做另外一种职业。没错,当代艺术是被西方定义的,同时,我们又在这个语境中要进行探讨、批判或者反思;所以我才觉得应该用一种新的评判方式去做这个事儿。

汪若菡:重新定义当代艺术家这个职业。

谭天: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

张新刚:当代艺术的处境,就跟我们做学问一样,好多学问都是外来的,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。但就艺术本身来说,哪怕是翻译,你要找到自己的身份,总还是需要非常艰难地积累和破除一些东西,它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吧。

谭天:嗯……我稍微有点不同意,我不觉得这个过程会是非常艰难的……我始终觉得只要稍微转换一下认知,它就能变成非常轻松的事。我的意思是补课已经来不及了,所以要重新认知自己,寻找自己的路径。比如我做的这个展览,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事是我在用这个展览讨论韦纳的展览,我并没有考虑说自己要有多深刻的想法。我是一个艺术家,我在讨论的是我跟韦纳之间的关系,也就是用我的展览去“翻译”他的展览。在讨论的层面上,我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个中国艺术家该如何讨论问题的框架里。我就应该像尤伦斯的翻译一样,把劳伦斯·韦纳的展览从英文转换成中文,让中文世界的人也能看懂——我就承担的是这么一个“工具”的角色。

郑少雄:(承接前面提到的脉络、过程等词汇)从人类学的角度,我想谈两点。第一,你把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做的工作定义为翻译,“本来就不需要经历一步步的演变”,有点像人类学史上的共时主义,意思是说,我们不需要关注历史脉络,社会结构在这里,我们是在做一个共时性的功能研究。社会的每个部分是互相起作用的,所以我们只研究某一个截面就够了。但后来我们发现,如果没有掌握历时性的话,人类学的研究就没有历史感,这是不够的,因为你就看不到结构的转型,也就是说,不同时期的“翻译”法则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。你谈到“翻译”,让我突然意识到做当代艺术的人,其实每时每刻也应当思考共时性和历时性相互结合的问题。

第二,不管有没有意识到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身份自觉的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人类学学者一直在说,我们从来不会知道“自己”是谁,只有在遇到“他者”,与“他者”进行比较之后,我们才会知道“自己是谁”。以前,艺术家都喜欢说自己是从内在出发进行创作的,但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则是由外在引发的,我们在关系中处理自己,或者在关系中进行创作。这一刻,我真的意识到:原来,艺术家的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创作,其背后都是有自主性的,是一种新型的、关系主义的自我。

所以即使名为“翻译”,你也是在和韦纳的展览进行“对话”。你说“我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个中国艺术家该如何讨论问题的框架里”,这还进一步强调了你的主体性。或者用人类学的话来说,叫“主体间性”,强调“互为主体”。不管怎么样,讨论就意味着互为主体。不管在你的展览、还是现在的对话中,这个特征都很明显。这大概就是我所能理解的当代艺术。

张新刚:我刚才说的那个非常艰难的过程,恰恰指的就是这个寻找主体性的过程。

何贝莉:以我在央美工作的经验来看,包括谭天在内的一些年轻艺术家,还有我们现在在教的这些学生,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。他们在认知“自我”或确立“主体性”的过程中,有很多东西(观念、概念、经验等)是天然交织混融在一起的——就像我们喝的这杯饮料,里边有矿泉水,也有酒精,当这两种液体混在一起的时候,在其经验世界里就是一个整体。这时候,你跟他讲东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,在概念上是可以区分,但在经验上却已经非常难作切割了。所以,对这些艺术家来说,更简单的处理方式是:我就接受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的事实,并基于这一事实进行创作。我感觉,这就是他们的底层逻辑。无论是外来文化也好,童年创伤也好,还是社会问题、文化冲突也好,这些其实都是艺术家“自己”的经验,他们的“主体性”也就蕴含在这里。

所以,一旦以此为前提,就会发现,很多我们之前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界线——比如面对被西方定义和建构的当代艺术,一个中国艺术家应该如何去突破,或说如何通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来积累或反思——这些问题,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那里,其实就都被消解掉了。我觉得,这一特征在出生于1980年代末及其之后的当代艺术家身上是非常明显的。

所谓的“翻译”,在我理解,他一定是至少要掌握两门或两门以上语言的人,“他”——就像我刚才说的混合饮料,当矿泉水和酒精都混在一起时——就是一个整体。

谭天:我同意,从我的角度来看,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本来就拥有的,我没必要再去进行人为的划分。

何贝莉:以前,我们在作研究或创作时,调用形式逻辑也好,文化符号也好,相关理论或概念也好,总会有一些基本的划分。比如最典型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划分,或者在西方内部又细分出欧洲传统的或美国当代的……但实际上,对于谭天这类的艺术家来讲,世界的所有元素在他的经验世界里都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,都混装在一个瓶子里。他对这些元素或问题意识的调用,只在于他想在哪个情境下具体说哪个事儿。我觉得“身份混融”才是好玩的地方。

张新刚:我想问一个问题,大家看过谭天的作品以后,是什么感觉?

郑少雄:说实话,如果没有安排这场谈话,我可能看一眼就走了,因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干什么,不就是图像、光影、声音、味道的混合吗?。但现在我意识到,作品自从它“出现”以后,会因为“被解释”而延续其生命力。现在,我打算坐下来认真考虑谭天究竟想干嘛。

张新刚:我们先看了劳伦斯·韦纳的展览,然后又来看谭天的。沟通之后我才意识到,谭天对很多问题都特别敏感。他在展览现场播放的音乐是美国当年修铁路时社会底层人唱的。他的展览名字叫《我不会唱英文歌》,I will not。但作品给出的命令却是sing with me,你跟我唱就行了。他还在展厅的地面上铺了薄膜,像蔬菜大棚里的地膜,充满尿素的味道,弄成一个土地性很强的地方。虽然你不知道话语背后的意思,但“你跟我唱”是一种命令,一种强迫,一种权力。

郑少雄:投影里的sing with me是个祈使句。而展览标题是一个关于态度的陈述句, I will not。

张新刚:两个展览对比来看,尤伦斯·韦纳的展厅里,是非常明亮的白墙,典雅、光鲜、精心设计的一些东西。而这边则非常黑暗,好像是一个密室。这种反差非常大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?

汪若菡:一首诗,是另外一首诗的戏仿。

张新刚:是一种反抗,或是一种很强的——我能感受到——想要把它打回去的感觉。

郑少雄:看上去谭天似乎想建构某种对立,但又意识到一些更微妙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不是截然的二元对立,我们永远是彼此的一部分,这是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机制。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依赖于外部要素的进入,才能展开再生产过程。你看这两个展览,维纳的展本来是输出,但却必须直接把中文作为核心要素纳入进来;谭天的展名义上是为了“翻译”,但却故意只使用英文。我觉得似乎有点这个暗含的意思。

汪若菡:按照谭天的解释,我忽然想到,之前文学界一直在讨论木心的再生文本的问题。当时,有人说木心的著作里中只有少数篇章对“文本再生”作了明确提示并注明了正确出处;但有些只是提示了原文出处,却没有说明“文本再生”这一事实,导致读者很可能无法准确区分是否是木心的原创作品,因而涉嫌抄袭。

从这两个展览反观,我突然觉得,木心的“文本再生”这件事在文学界可能是被垢病的,让很多人对木心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但如果从当代艺术的创作角度来看,木心的做法或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郑少雄:显然,当代艺术本身的实验性,远远超过我们在法权意义上能够理解的世界。

张新刚:艺术就应该这样。

郑少雄:是的,我觉得特别好。就像谭天刚才给我们举的一个例子,艺术家裁截万宝路的图片,拿来用于自己的创作。“挪用的过程”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。同样的,我们学者做文献综述,这到底是一个原创的过程,还是一个抄袭的过程?表面上看,我不过是把很多人的东西都凑在一起。但作为学者来说,文献综述肯定是原创性的,因为我是根据自己的思考来寻找资料和组织资料的。那么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,同样也可以说,我是根据自己的思考来挪用万宝路的图案的;否则我为什么不去找骆驼,不去找555呢?我找到万宝路的图案,然后截屏,并使用了它,这就是我的原创的过程。

张新刚:本雅明曾有一个梦想。他想写一本书,但这本书里没有任何一句是他自己写下的话——但他没有写出来。

郑少雄:我想问问谭天,你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,到底在想什么,你在思考自己的什么?就是做给谁看的?

汪若菡:这个展览,我明确感觉到他是做给去过尤伦斯的中国观众看的。

谭天:说得更具体一点,这个展览是做给我的学生看的。

汪若菡:所以,你们的初衷,其实是在教学生通过实践来寻找和确立自己的“主体性”?

谭天:对,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这也是我跟何老师一直在讨论的事。

“艺术”这门学科,与别的很多学科不一样,艺术领域里没有什么明确的“知识”一定要告诉学生。但其他多数学科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,才能进入这个领域的。但“艺术”似乎并不强调“知识”的重要性。另一方面,“艺术”很强调“审美”。但“审美”又是因人而异的,似乎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。所以作为一个老师,我们到底应该教学生什么呢?我觉得,可能就是“主体性”这件事。对我们来说,如何能让学生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,我觉得是艺术教学中最重要的事。

何贝莉:换一个角度来讲,可能更直白一些。不同的老师对“主体性”的认知和理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,大家在教学层面上是以自己的主体性或主导性来指导学生,还是像郑老师说的那样用“主体间性”的方式来教学,还是像传统的教学方式那样进行知识输出……这都因人而异。但这恰恰是美院好的地方,因为它仍然尊重每个老师在自己课上的“主体性”。只要是在自己的课上,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组织教学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跟谭天会合作比较多的原因。

郑少雄:我觉得谭天身上有一股很强烈的特征。他对“being什么”似乎没有兴趣,他总是对“becoming什么”有兴趣。

何贝莉:这倒是真的。

郑少雄:你对自己是不是一个艺术家似乎并没有那么关心。你刚才提到你以前做过的那个作品,不管你是在收集其他艺术家的资料,还是在重述他们的访谈,你总想探究,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是如何成为艺术家的,并想通过自己的创作表达出becoming的这一过程。

谭天: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是对的。至少在那个阶段是这样的,但在现在这个阶段,我更感兴趣是“如何成为一个好老师”。

郑少雄:就是让别人成为一个好艺术家。

谭天:不光是别人,也包括我自己……

何贝莉:好的……感觉时间差不多了。我想,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是不可能在一两个小时内说清楚的。但几位老师在对谈中提到的许多要点,已足够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和创作。我跟谭天在学院里都是“实践类老师”,也就是说,我们都要从事教学、科研和创作这三项工作。其实我们两人的处境都有些尴尬,比如我可能擅长做研究,但不太会创作;谭天擅长创作,但可能不太做研究。但也恰恰是这种“尴尬”让我们觉得,有可能在教学上做一些新的探索,当然,这也取决于我们已达成的对艺术教学的某种共识。所以我们大抵不会把展览看作单纯的展览,创作看成单纯的创作,而总是试图将其放在教学的语境里,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可能。

而这次对谈,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许多之前没有过的启发和思考。我想,这大约就是跨学科对话的迷人之处,哈哈哈……期待再叙!再次感谢各位老师!